□  胡可明

　　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帝制王朝清朝（1636——1912年）歷276年，其清圣祖仁皇帝愛新覺羅·玄燁（1654.5.4—1722.12.20），即康熙皇帝，是為清朝第四位皇帝，即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，亦即史界公認清朝康乾盛世之創(chuàng)始者，甚而有“千古一帝”之譽。自齊相管仲“官山海”后，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是重視鹽產(chǎn)鹽利，但鹽法鹽策各有不同。那么，在康熙帝61年的統(tǒng)治期中，淮鹽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景呢？康熙朝施于淮鹽的鹽法鹽策都另有一些什么特點呢？本文作一一探討。

康熙朝廷對兩淮鹽利的攫取

　　眾所周知，鹽業(yè)自漢唐起，已經(jīng)成為朝廷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源。宋元明清諸朝，淮鹽一直走在全國鹽業(yè)前列。但每每朝代更迭中，鹽業(yè)也是很受傷害的，個中淮鹽屢被摧殘最甚。滿清貴族是靠戰(zhàn)騎鐵蹄和戰(zhàn)刀弓箭建立清朝政權的。有資料表明，發(fā)生在清順治二年（1645年4月25日）清軍攻占淮鹽中樞揚州后，在5月20日至5月29日10天中，屠城10日！滿清的殺戮導致大批淮鹽灶民和垣商等逃亡、死亡，極其嚴重地毀壞了淮鹽生產(chǎn)基礎。清順治元年（1644）定都北京后，清政府雖然實行了一些安撫灶民、鹽商政策，但效果甚微。順治九年（1652）戶部尚書噶洪達奏：“自圣朝鼎革之后，呈驚鴻漸集”，灶民、鹽商漸有復業(yè)，但依舊是“灶突煙寒”。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，兩淮巡鹽御史高爾位還因淮北徐瀆、臨洪兩鹽場“灶丁逃亡殆盡”而請求減免灶課。到康熙年間的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至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朝廷投兵戰(zhàn)事有16次之多，頻繁戰(zhàn)事，傷民耗財，再加上康熙四年“兩淮”海嘯淹死灶丁幾萬人。天災人禍，極其沉重地折耗了淮鹽生產(chǎn)力。有統(tǒng)計：兩淮30個鹽場中，古海州地域淮北4場被毀鹵池5500口、鹽池5500面；淮南26個鹽場鹵池被毀6000余口、亭場5500面。有些鹽場已無法恢復生產(chǎn)。盡管如此，康熙一朝為滿足宮廷消費、帝王賞賜、官吏俸祿、兵營建設、戰(zhàn)事開銷、士勇養(yǎng)活等一應巨額之需，康熙皇帝和各級官府對淮鹽之利的攫取直到手軟。康熙元年全國鹽課歲入白銀2733579兩，康熙三年達2743675兩，其中淮鹽課銀1788791兩，占65.2%。平三藩之亂期間，各鹽區(qū)用以充作軍費的鹽課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官府金庫，其中兩淮額度最大。從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十九年五月，兩淮共充作軍費的鹽課銀達1322190兩。康熙朝61年間，也有了幾個激勵產(chǎn)鹽的手法。

康熙鹽策在淮鹽產(chǎn)區(qū)的施行

　　利之重而奪之烈。國家日耗巨額，康熙朝廷各級官府對鹽利之渴求近乎猛烈，使得從皇帝本人到鹽務官吏都施行了一些推動利鹽復產(chǎn)和保鹽增利措施。僅舉其在淮鹽產(chǎn)區(qū)的例子。一是豁免產(chǎn)鹽人的部分場課（產(chǎn)鹽人要交的稅）。生產(chǎn)淮鹽的灶丁因戰(zhàn)亂匪擾和自然災害不能正常從事產(chǎn)鹽活動，因而欠產(chǎn)尚不能按足額上繳場課，被逼無奈棄灘逃亡謀生，致一些鹽灘無人產(chǎn)鹽。清廷以“舊（明代）課（產(chǎn)稅）酌予減免”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“準凡殷實人戶愿行鹽者，聽其頂補辦課，不許簽派滋擾。”招徠棄灘灶丁復業(yè)。又以“賑濟貧灶”、“禁止差擾灶戶”加以撫恤。以“救灶出于湯火”，以作“固本恤灶之典”等等確有收效。到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在兩淮鹽運司下轄的通州、泰州、淮安3個分司所轄的30個鹽場內，“遷移復業(yè)”灶丁1860名，“新增灶丁”2600名（其中淮北的板浦、徐瀆、臨洪、興莊4個鹽場新增340名）。二是修復產(chǎn)鹽基礎設施。康熙四年兩淮海嘯天災后，朝廷對沿海堤缺每年都有修復加固，至康熙二十四年共修復御潮堤缺228處，同時疏浚運鹽河道608處。淮南鹽區(qū)共修復制鹽設施：亭場5528面，灶房12444間，鹵池6102口，新增盤鐵119角，鍋撇4452口。海州鹽運分司所轄大浦場于康熙二十一年重建。淮南鹽區(qū)的掘港、伍祐、安豐等鹽場大使使署（鹽場管理官吏辦公處），以及淮鹽外運關口——儀征關閘鹽所橋都得以新建或重建。安豐、梁垛、白駒、丁溪等鹽場運鹽河道，都予疏浚。三是興場廢場而場課照征。清初實行禁海之策，以防明患。古海州地整個云臺山盡為海中島嶼，淮北鹽區(qū)的徐瀆、臨洪、興莊3個鹽場俱在海北，必得內遷，不遷則廢之。到康熙元年時，徐瀆場已經(jīng)向內遷移。經(jīng)朝廷主管錢糧稅賦的戶部同意，臨洪、興莊二鹽場灶丁移在板浦場空地上安插曬鹽，3個鹽場遷移期間所欠折價課銀每年1562兩，責令鹽商認納，遷移前累計欠課亦由鹽商分兩年足額補繳入庫。這實際上是把淮鹽鹽場因遷移而欠場課轉嫁于鹽商承擔，朝廷官府并無減收。淮南諸場情況類似。康熙五年呂四場受黃河洪災灶戶淹死僅剩十余人，場課均攤于通州其余26個鹽場承擔。康熙九年莞瀆場因黃河泛濫灶戶逃亡無人煎鹽場課無著，官府仍令至少征收原額之三分之一。四是管理產(chǎn)鹽區(qū)極為細致。康熙初就丈量得出淮鹽產(chǎn)區(qū)通州、泰州、淮安3個分司共有新增蕩地2554頃。淮南煎鹽，草蕩之草是淮南鹽區(qū)產(chǎn)鹽必需，朝廷也一直增收其課謂之蕩課。新增蕩地乃是海退陸進才有的。官府一查出了新增蕩地立即從當年起新增蕩課2781兩銀4錢1分5厘3毫3絲。康熙二十年原豁免莞瀆場折價銀，從較早遷移建場的徐瀆場稅錢中加征2兩3錢10厘1毫。康熙二十三年將原豁免的莞瀆場而加征呂四場灶課銀6兩4錢9分4厘6毫、徐瀆場折價銀2錢9分6厘1毫，仍歸各場自行完納。銀兩計算到如此小的單位，恐怕今人聽來無法知其詳。

康熙皇帝享兩淮鹽商的忠誠

康熙前的歷朝歷代帝王中，與淮鹽鹽商關系之近者，直接享受淮鹽鹽商“奉獻”的，比起康熙無人能居其右。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，三藩之亂波及數(shù)省，軍用劇增而鹽課必增。康熙十一年實行了所謂計丁加引，即官府按照人口數(shù)量和人均食鹽量確定各銷區(qū)銷售食鹽數(shù)量，由鹽商按此數(shù)量交納鹽稅。清朝實行食鹽官督商銷制，鹽商向官府繳足鹽稅后，結果能銷多少鹽賺多少錢，與官府無關。官府額定淮鹽加引5萬引，增鹽課額為4.73萬兩銀，居各鹽區(qū)之首。康熙十一年（三藩之亂前）全國人丁數(shù)1943萬，因戰(zhàn)爭傷亡，康熙十七年至二十年時加增鹽稅，人丁降至1685——1724萬之間，食鹽銷量下降而鹽稅不減，鹽商被強納鹽稅。康熙皇帝畢竟不庸，心知肚明，后也曾愧疚而言：“鹽務朕所深悉，加引雖可增課，然于商人無益。”道出他對鹽業(yè)之關心，對鹽務之了解，以及與鹽商定有一些交誼。為了朝廷財收，康熙對前朝沿襲下來的淮鹽銷區(qū)作出過調整，歷史上融銷淮鹽亦始之于康熙朝。《清朝通志》載：“康熙六年，以淮北引滯，改撥寧國府6500引，和州、含州3500引，每年奏銷，以為定額。”《兩淮鹽法志》也記載有康熙八年淮北鹽撥為淮南引地銷售。康熙三年江西總督奏請原銷粵鹽的江西吉安府改食淮鹽，立即獲得皇帝恩準。川鹽交界處宜昌府原食淮鹽，地方官多次奏請改食川鹽，康熙皇帝總不降旨。康熙皇帝有意無意間眷顧淮鹽銷售，被淮鹽商人視作特惠，故而強化了他們的忠君思想，進而表現(xiàn)出超常的忠君行為，對朝廷報效捐輸和康熙南巡時跪拜奉迎因此而生。 

鹽商為報答朝廷之“惠商”，更為自身今后永獲鹽利，遂有報效捐輸之舉，主要有軍需、水利、皇宮建設、賑災、雜項5種。鹽商的報效捐輸始于清康熙年間，直至雍正朝，而其中淮鹽商人出資額最巨。如《中國鹽業(yè)經(jīng)濟》載：康熙十年六月，因淮揚水災，淮商報效白銀22670兩。康熙十三四年，淮鹽商人程氏捐資軍餉。康熙十七年六月，淮商陳光祖再捐軍需135000兩。康熙十八年七月，因揚州旱災，淮商報效白銀33000兩。康熙末年，淮商又捐揚州水利工程白銀24萬兩。清代這種始自順治、興在康熙、延至乾隆的鹽商報效捐輸，總額達8130萬兩白銀，其中淮鹽鹽商達5400萬兩，占66。4%。當軍隊獲得報效軍費，災民獲得報效賑濟，大家山呼“吾皇萬歲”時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祖孫三代皇帝龍心好不大悅，龍顏好不大開。淮商報效后，即可“從優(yōu)議敘”，提高社會地位和得到一定的政治權力。如程氏榮獲議敘，獲得五品官服。淮鹽商人還可通過加斤提價，實現(xiàn)報效損失加斤補，最終是食鹽消費者為報效買單。康熙二十三——四十六年（1684—1707年），康熙皇帝六下江南，每次南巡時隊伍龐大，最多時達二萬多人。南巡費用主要取自于淮鹽，一是淮鹽鹽課；二是鹽商專門捐有公項經(jīng)費；三是鹽商為了迎駕，主動在揚州及南巡途中主要城市進行大規(guī)模景觀建設。第五次南巡途經(jīng)淮安時，淮鹽鹽商出資并組織“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駕，數(shù)里不絕。”康熙在淮安“進宴演戲一切事宜，皆系商總程維高料理”。康熙行至烏沙河時，“有淮安紳衿備萬民宴，又鹽場彩亭七座迎接。”至揚州駐蹕御花園行宮（高旻寺行宮）和茱萸灣行宮，連同茱萸灣塔均是兩淮鹽商出資營建的，僅高旻寺行宮工價就不下數(shù)千兩白銀。“眾商（還）加倍修理，添設鋪陳古玩精巧，龍顏大悅。”此外，鹽商們還向康熙皇帝進獻古董、玩器、書畫、美食等。

　　康熙皇帝是個明白之君，對于淮鹽鹽商的忠誠表現(xiàn)，除了    “從優(yōu)議敘”、允其運鹽加斤提價賺取更大鹽利外，還通過設立“總商”、“大總”名目，獎勵忠君鹽商中之最甚者。清順治朝起，即在淮鹽鹽商群體中設有總商，以適應官督商銷的需要。康熙十六年，確定總商24名，康熙末年又增加到30名。總商之上又設有大總。總商權力除有“納課杜私”、“承辦報效”、“攤派雜費”、“參彈疲商”外，還能直接參與制定鹽策。總商恃其對朝廷奉獻之巨，深得朝廷信任，亦有膽敢凌駕于鹽政官員者。其大總者，“借端多派，魚肉眾商，事事專擅”，而成為淮商霸主。

康熙皇帝與兩淮鹽政的關系

　　鹽利之于國家財源之重要，向受朝廷官府重視。唐代起就在京官大員中設有兩淮巡鹽御史一職，后簡稱鹽政或鹽院，巡視督察兩淮鹽產(chǎn)鹽利，確保鹽課歸入國庫。清朝也不例外，康熙朝關于鹽院較前朝則有新的特點。一是康熙三年（1664）確定其職責為：督征鹽課、查緝私鹽、調劑鹽價、糾察屬員。規(guī)定巡鹽御史差滿離任前，必須把任內履職情況交代清楚，即對其任內督收鹽課等事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成（相當于今之審計）。皇帝依據(jù)考成結果決定對其獎懲和任用。可見康熙皇帝是何等的看重鹽利，也反映其精明的治國韜略，同時更說明鹽政一職的社會地位。二是正是兩淮鹽政這樣一個重要的部臣職務，形成了康熙皇帝與淮鹽有別于其他大鹽區(qū)的特殊關系，折射出康熙皇帝與曹氏家族有別于其他皇親國戚的特殊關系。關于這第二個“特殊關系”，曹雪芹在他的傳世之作《紅樓夢》中有周到詳盡的側面刻畫。真實的歷史是：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奶媽，可能是天下最特別最有榮耀的奶媽了。曹學芹的曾祖父曹璽因而在康熙二年到二十三年做了23年的江寧織造郎中，主政專供皇室的上用緞匹織造印染的江寧織造局。康熙二十三年任上去世時，恰逢康熙第一次南巡，康熙特派內大臣前往曹府祭奠，并親自到織造府慰問，稱其為“藎臣”。曹璽之子曹寅（曹學芹祖父）先為康熙皇帝近身侍衛(wèi)，后官蘇州織造、江寧織造，康熙四十三年起被欽點4任兩淮鹽政。曹學芹父親、叔父也先后主政江寧織造局。沾了曹家的榮耀，曹學芹舅祖父李煦竟也先后8任兩淮鹽政。

　　康熙信用曹氏家族，先后啟用曹氏家族三代數(shù)人主政皇家織造和兩淮鹽政，6次南巡先后4次路過南京，皆駐蹕江寧織造府，并由曹寅、李煦陪行江南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正月第五次南巡中，曹寅、李煦再次負責接駕。在淮鹽鹽商出資修建皇帝行宮和茱萸灣塔中，曹、李不光勤勉監(jiān)修，還各自捐資2萬兩白銀，因此內務府覺得僅依例議敘加級還不夠，應予以在朝班兼職，曹寅為通政使司通政使銜，李煦為大理寺卿銜，獲旨恩準。

　　康熙皇帝南巡，皇室、侍衛(wèi)、隨從、沿途迎駕護駕隊伍龐大，多達2萬人。曹、李接駕陪行后，一切費用均由江寧織造和兩淮鹽政支付。皇家隊伍車馬浩蕩，旌旗飄揚，一路觀光賞景，享受奉迎盛宴，款款而行，每每耗費時日。其中第五次南巡從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（1705.3.3）出京，109天后才返回到京城。2萬之眾超百日旅程，高標準食宿，耗資定當不菲。除了鹽商捐輸、地方官府出資，大部分由曹、李動用鹽課余款、私鹽罰沒款及織造衙門公款買單。而曹、李為討皇帝歡心，也不敢怠慢，出手極為闊綽，造成職上公款空缺漏洞，江南財政、兩淮鹽務虧空數(shù)目（70萬兩）很是可觀。按康熙“職官定期考成”、“鹽政離任考成”定制，曹、李仕途變得危機重重。康熙對曹、李職上財政虧空深知其詳，而一憂在心，多次嚴正叮囑、告誡李煦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朱批：“以后凡各處打點費用，一概盡除。－－若不聽朕金玉良言，后日悔之不及。爾當留心身家性命子孫之計可也。”僅隔不足3月，又朱批：“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，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充？留心，留心，留心，留心！”又10天后朱批；“兩淮情弊多端，虧空甚多，必要設法補完，任內無事方好，不可疏忽。千萬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”再9天后朱批；“每聞兩淮虧空甚是利害，爾等十分留心后來被人笑罵，遺罪子弟，都要想到方好。”4個多月后垂問：“兩淮虧空，近日可曾補完否？”垂問后36天又面命曹、李：“虧空太多，甚有關系，十分留心，還未知未來如何，不可看輕了。”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，總督噶札奏稱：曹、李虧欠兩淮鹽課銀300萬兩不止，欲彈劾二人官職并嚴加治罪。康熙遂安排核查，實為180余萬兩，庇護地說；“曹寅、李煦用銀之外甚多，朕知其中情由。”康熙早在11年前就特旨曹、李在兩淮鹽政、江寧織造任上再輪值，以讓其搜刮錢財彌補公款虧空。曹、李確實也不負康熙皇帝天恩，任上使出百般手段，終于勉強消彌了職上虧空，逃過殺頭、滅門之禍。李煦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《再留巡視兩淮鹽課謝恩折》中道：“兩淮自設巡鹽街門以來，從無一人之身得以八視淮鹺，而千古未有之事，奴才蒙萬歲越格之用。”歷史就是過去的真實。曹學芹叔父從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五年主政江寧織造13年，是曹家最后一任江寧織造郎中，雍正五年因其家人騷擾驛站被革職，次年復因轉移家產(chǎn)被抄家，于京師枷號，至乾隆元年才得釋放歸家，坐了7年大牢。比起他來，曹寅、李煦還算是萬分幸運的，假如康熙皇帝駕崩早，他們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。